从特朗普发币看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回归：适者生存与野蛮生长
作者：@Web3Mario
摘要
本周实在是精彩，特朗普在1月18日，正式就职总统的前两天亲自下场发币，并在短短几天涨幅高达400倍！首先在这里祝贺各位把握这波财富机会的小伙伴，也提前祝各位新年快乐。这几天关于这件现象级事件潜在影响的讨论有很多，笔者也希望借此展开讨论。总的来说，笔者认为“特朗普发币”，标志着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正式回归，适者生存与野蛮生长将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主旋律。更具体的说，在去监管的背景下，Web3将扛起美国新周期内金融创新大旗。
美国历史上主流经济学说的发展史——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不断探索
为了帮助小伙伴们对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体会的更深，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对美国历史中，主流经济学说的变化发展做一个简单的综述。事实上，经济学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历史，伴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内外部矛盾的不同，现代主权国家往往会采用不同的经济策略以应对内外部压力，对内保证社会稳定，对外保持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的相对竞争优势。而所谓主流经济学说，就是一些最具洞察力的人，根据具体的经济现象所做的抽象归纳，为施政者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它们并非理学中的一些亘古不变的真理，更多的是属于社会学范畴，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特定区域内适用。
在明确了上述前提后，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历史上主流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事实上，大致可以将其分成六个阶段：
1. 清教徒撤离欧洲背景下的殖民地时代：重商主义下，对宗主国殖民经济剥削的反抗历程（1600-1776）
熟悉西方历史的小伙伴会知道，与大多数民族国家不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国家的独特性就在于其诞生通常依赖于某一特定背景下移民母国的某些内部不可调和矛盾，从而导致其中弱势利益群体规模性迁移。这就意味着移民国家在建立之初的凝聚力通常比民族国家高很多，原因有二，首先这是一群经过筛选的，具有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利益集团。其次由于移民国家建立之初，可分配利益尚处在充盈状态，各阶级均能够享受客观的利益分配，所以满足感强。
而美国的诞生就要追溯到英国清教徒撤离欧洲大陆，寻找新的“应许之地”的殖民时代背景下，这里的标志性事件自然是耳熟能详的“五月花号”事件，建立了英国清教徒在北美的第一块处女殖民地，弗吉尼亚。在这里需要稍微展开谈一下清教徒的背景，我们知道欧洲大陆中世纪时期是所谓神权统治时期，这个阶段开始的时代背景是西罗马帝国从利益与成本角度出发，通过外族雇佣军抵御蛮族入侵，从而导致自身军事力量的衰败，进而催生欧洲大陆蛮族王国的兴盛。为了应对这个背景，西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选择利用帝国剩余价值，转换自己的身份与统治模式，借助于推广源自于中东地区的天主教，为自己的统治找到合法性和权威性，以缓解自身军事实力不足的尴尬局面。而结果就是随着大部分“蛮族王国”的皈依，西罗马帝国的旧统治阶级摇身一变，变成了罗马教廷，而统治模式也从武力镇压，转变成了思想控制。
而这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是因为蛮族王国虽然在武力上具有优势，但是文化方面并不擅长，所以无论东西方，蛮族王国凭借武力政府某些文化处于优势地位的地区时，都会被同化，而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一旦群体中大部分被某一优势文化同化后，其统治阶层的权威性来源将不具备自主性，而不得不以来外部力量的干预。具体来说，由于大部分蛮族皈依天主教，例如日耳曼人、高卢人、凯尔特人、昂撒人等。其主权国家的统治阶级合法性将不依赖于民族自觉，而依赖于罗马教廷加冕从而为其赋予合法性。这种模式事实上类似西周通过周礼实现对诸侯国的控制。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不具备武力恫吓的选项，为了保证统治的稳定性，罗马教廷就必须设计繁杂的宗教仪轨，以达到对人思想的绝对控制，彻底打消这些具备武力的“野蛮人”反抗的念头。所以我们会发现，中世纪背景下，欧洲大陆基本没有出现类似东方文明中的自下而上的反抗，因为底层人的思想被天主教牢牢控制。
然而宗教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学科，自然会有不同人因具有不同的生活背景而有不同的看法，一旦形成了另一种对立的思想后，其势必对旧主流思想的权威性产生致命的冲击，而且这种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整个中世纪，所谓的“混乱”并不是社会内部秩序的混乱，而是持不同宗教观的国家联盟之间长期因为形而上的价值观差异所做的常年无谓的血腥战争。
而随着残酷的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催生了一部分进步人士对这一现状产生了反思，这也就催生了“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内核的文化变革开始全方位冲击天主教体系。而所谓清教徒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的产物，指的是在英国国内一批宗教激进主义人士，他们的激进思想聚焦于《圣经》解读权的归属问题，他们认为《圣经》才是唯一具备权威性的，人人都可以解读圣经，而非传统的只能由教廷指定的官方教会才可以具有解读权。这自然受到了天主教集团的打压，从而导致这些激进主义宗教人士被清除教籍，因此被称为清教徒，而且彼时恰逢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技术发展迅猛，这些被打压的，具有反权威、追求自由的利益群体选择来到遥远的北美殖民地，重新建立自己的“应许之地”。这就是故事开始，也奠定了反权威、自主自觉、追求自由是美国的国家精神。
在介绍了这个背景后，才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于自由主义似乎具有某种偏执。言归正传，虽然拥有了一个宗教自由的环境，但是在经济上，彼时的北美殖民地尚处在其宗主国的殖民经济体系之下。此时的英国推行的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应通过政策和武力的应用，并以黄金和白银这两个贵金属为衡量标准，使得出口多于进口，从而实现国家势力的提升。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下，英国通常要求殖民地主要以农业、矿业等原材料产业为主，并遏制其制造业的发展，这样借助进口原材料，并出口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品，实现对殖民地经济的掠夺与控制，这就是所谓的殖民地经济，例如通过《航海法案》限制殖民地的贸易自由。因此在此时，北美殖民地中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地主阶级，和一批主张通过发展工业，从而摆脱宗主国经济控制的进步人士。这个阶段大量的标志性事件都是围绕着进步人士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展开，例如波士顿倾茶事件等。最终经过一系列斗争与拉扯，加上法国对北美实务的强势干预等影响，以美国赢得独立战争为标志，美国正式诞生。
2. 主体民族融合的建国初期：重农主义和重工业主义的国本之争（18世纪末-19世纪中）
在拥有独立主权后，此时的美国事实上还很弱小，必须依赖与法国的同盟关系才可以获得一定的安全感，而此时美国国内逐渐兴盛了两种主流经济学说，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探讨了进步主义人士与传统地主这两个阶级的形成，那么两种经济学说就分别由这两部分人而拥护。
其中在美国东南部地区由于优越的农业发展优势，其经济体系主要以奴隶制农业、种植业为主，这自然时其区域内社会阶级中地主阶级力量具有明显优势。且此时恰逢美法蜜月期，法国此时由于在与英国的殖民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转变了重商主义的观点，提出了重农主义。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有很大的区别，首先重农主义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唯一产生价值的产业，因为农业的原材料是天然的，免费的，例如阳光、雨水、土地等，而农业的产出是具有价值的，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工业只是对原材料的加工，只是使其形态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中并不产生价值。因此对国家实力的衡量应该建立在对其农业产量的评估上，这就与重商主义主张的对贵金属的积累代表国家实力的理念有很大差别。第二在对市场的态度上，重农主义认为虽然工业品不产生价值，但是是经济运转的润滑剂，影响了价值流转的效率，而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体系，对于增强周转效率是有好处的，这也与重商主义所鼓励的出口，遏制进口的做法有很大差异。当然，我们从事后论的角度，也能够看出重农主义是比较适合彼时相比于英国，在工业技术相对落后，但具有人口红利时的一个最优选择。可想而知，美国南方地主阶级自然会拥护这种学说。
然而美国北部作为英国重要的北美贸易中转中心，自然受英国经济理念影响较大，因此北部自然也就形成了以贸易和初级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且由于深受殖民地经济体系危害的影响，美国北部的进步人士对工业有着明显的偏好，所以在获得独立经济地位后，自然大力发展工业，以摆脱殖民地经济的阴影，而在这重商主义与殖民地经济的双重影响下，美国北部形成了重工业的经济学说，其认为工业才是国家实力的体现，通过工业产品与原材料带来的附加值差是实现国家实力增加的唯一途径，因此国家应制定诸如保护性关税等政策、尽可能鼓励本土工业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进，美国南北逐渐形成了两个具有很大差异的文化群体，北方被成为扬基（Yankee）该词汇最初意指美国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居民的后裔；后来其民俗意义延伸为美国东北部地区（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各州、上五大湖区等）的所有居民，以及美国内战期间与战后的美国北方人。而南方则自称为迪克西（Dixie）指美国南部各州，及该地区的人民。文化上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彻底的分裂，最终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并以北方主张重工业学说的扬基文化群体取得绝对胜利而告终，至此美国的主流经济学说以重工业主义为主。标志性事件就是美国总统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1791），以提议保护主义关税和联邦银行，奠定美国工业政策基础。当然也包括1816年关税法案，保护国内制造业免受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
3. 昭昭天命的扩张时代和咆哮的20年代：自由放任与古典经济学（19世纪中-20世纪初）
随着美国凭借着北美大陆丰富的原材料供应，工业化迅速展开时，美国国力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而彼时一种巨大的优越感，以及基督教所天生的使命感，此时的美国国民萌生了普遍的帝国主义情绪，至此美国也来到了昭昭天命的西部扩张时代，彼时的北美洲中西部分别由土著部落控制，而且这些土著部落大都与西方殖民者打过长期的交道，尤其以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为代表。而美国通过《宅地法》等政策，鼓励国民自主西进抢占土著的土地，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下，美国领土从密西西比河出发，指导太平羊才停止了扩张的步伐，横跨整个北美洲大陆。
而此时欧洲大陆中，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也深深的影响了美国社会。所谓古典经济学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形成的一种经济思想体系，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理论。它强调市场自发调节、自由竞争和经济自由，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该学派主要探讨生产、分配和增长等核心经济问题。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参考其代表性的人物的经历不难发现，以亚当斯密为例，其出生于苏格兰，自然深受重商主义的影响，然而重商主义下国家对于产业的强势干预，以及为维护殖民体系而日益增加的财政压力，亚当斯密在法国交流期间，也深受法国重农主义启发，其吸纳了重农主义中的核心思想，例如自由市场的意义，政府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态度，商品价值的分析逻辑、政府通过数理模型分析经济状况等，当然也有不同，例如古典经济学中认为，并非农业是唯一产生价值的产业，商品真正的价值来源是劳动。
在这样的经济学学说显然更适应新时代已经完成启蒙运动的已开化西方。而且伴随着人权运动的愈发加速，对政府干预的反感逐渐形成了社会共识，在这个阶段中，大部分西方国家均
奉行尽量少的政府干预，更开放的国际贸易政策，依托市场的力量任由经济自由发展。这种政策也被称为自由放任。这也催生了资本阶级的快速崛起。而受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影响，各国也根据自身的产业优势，扶持各自的优势产业。这个阶段，与大多数西方世界国家一样，美国各产业全面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但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工人阶级与企业主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加大，一朵红色的云笼罩在欧洲大陆的上空。
马克思经济学的提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种继承与辩证批判，其核心思想延续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并借助唯物主义探索生产关系，发展为了剩余价值理论，用于揭示资本主义剥削机制。其本质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革。而为了应对马克思经济学所指出的对古典经济学中一些现象的批判，古典经济学也产生了演进，通过引入“边际理论”完善了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些不足，例如对商品价值的分析由劳动价值论，过渡到边际价值论，市场是如何调控价格等。这也被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但实际上两种思路均进入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阶段，马克子经济学在东方找到了传播的土壤，而新古典经济学则贯穿了西方的发展。
4. 动荡的大萧条时代：大政府与凯恩斯主义（1929-1980）
伴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的脚步也没有停止，其中以美国股票市场的蓬勃发展最为代表性，由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自由市场理念，尽可能减少政府干预，这就让资本发展呈现出失控的状态。
时间进入到1920年代，也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美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增长，股票市场高度繁荣，但许多增长建立在投机和过度信用扩张之上。而且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大部分产业均呈现了一定的供给过剩的情况，但居民收入增长滞后，购买力不足。在这两个局面的加持下，美国股市进入到非理性繁荣的阶段，大部分企业股票价值远高于其实际价值，投机占比极高。
而这场资本盛宴最终以大萧条而告终，所谓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其中心在美国，但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以经济萧条、失业率激增和广泛的社会动荡为特点。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股市开始崩盘，大量投资者破产。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加速下跌，标志着大萧条的开始。直到1933年，美国失业率高达25%，工业生产下降近50%。数千家银行倒闭，储户失去存款，信贷市场冻结。许多家庭无力支付房贷和基本生活开支，大量无家可归者涌现。
这场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拉美和亚洲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严重打击。国际贸易濒临崩溃，全球贸易总量下降约三分之二。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归结于此也并不夸张。
为了应对这场危局，凯恩斯主义（Keynesian Economics）诞生了，凯恩斯主义是一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理论之一，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提出。该理论主要关注如何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是对古典经济学“市场自我调节”的批判与修正。
由于这场危局的导火索是需求不足以及过度投机导致的股市泡沫化，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论就主要围绕着这两个方面构建，其一是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非生产能力问题。而有效需求由四个方面组成，总消费（C） + 总投资（I） + 政府支出（G） + 净出口（NX），因此当消费、投资、净出口等民间行为出现疲软，而使得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政府可以通过干预，通过政府指出，提振社会有效需求。其二是政府应对资本扩张给予强有力的监控，避免金融市场过度投机，从而造成系统性风险。
而罗斯福新政标志着凯恩斯主义正式成为了美国主流的经济学说，罗斯福总统通过“新政”（New Deal）采取了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措施。例如很多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内需，而且重建金融信用体系，并推动金融体系改革，成立新的监管框架（如证券交易委员会）建立，加强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这也就是耳熟能详的SEC。
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推出，帮助美国快速摆脱大萧条的困境，而且借助两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世界两极之一。凯恩斯主义也奠定了其历史地位。
5. 两极冷战下的滞涨时代：新自由主义与供给学派
时间继续发展，随着二战后，世界进入铁幕下的两极冷战阶段，此时世界政经的主旋律就是左右之争，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虽然没有美苏两极的直接冲突，但代理人战争频频发生，在各自经历过战后重建带来的快速发展后，美国率先与1970年代遭遇瓶颈期。此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阶段，在遭遇了越战的失利后，美国进入了战略收缩与防御阶段，而且此时还有两个导火索，首先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1971年），随着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尼克松冲击），固定汇率制瓦解，导致资本主义阵营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加剧。其次是中东战争导致的石油危机，使得石油价格出现了暴涨，进一步抬高通胀。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遭遇了严重的滞涨，经济增长陷入了停止，同时通胀与失业率不断抬升。为应对这种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的困境，经济学界提出了另一种解决。以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其中前者主要致力于经济理论建设，而后者则偏重对政治制度的批判。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认为滞涨产生的原因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严重影响了企业创新的活力，进而导致供给端的企业生产成本垫高，市场没有进入充分竞争状态。因此其主张回归小政府，避免过度监管，主张缩减企业税，并控制政府开支等手段，使供给端重现活力，因此也被称为供给学派。当然在理论层面，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主张通过货币政策手段，而非财政干预手段，实现对经济的调控。
而伴随着1979-1980年，美国的通胀率接近14%，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1980年失业率升至7.8%，1982年达到10.8%，为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共和党候选人里根总统赢得了美国大选，并选择将新自由主义作为施政的基础，大力推行“里根经济学”，并搭配美联储主席沃克尔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得美国最终艰难的摆脱了滞涨的困境，并最终赢得了冷战。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一直以来，特朗普的政策也被普遍与里根的政策做类比。
6. 后次贷危机时期的大放水时代：量化宽松和后凯恩斯主义
而这段历史相比大家更加能够耳熟能详一些，伴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监管政策的放宽，以金融和科技创新驱动的美国经济进入了全球化的快速扩张的阶段，金融机构通过创新产品（如资产支持证券）将风险分散到全球，全球金融体系高度互联。与此同时美国房地产市场在2000年代初经历了持续的价格上涨，被认为是安全的投资领域，吸引了大量资本。
在这双重共振下，美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以高风险住房抵押贷款为代表的次级贷款为基础，结合众多金融衍生品设计而形成巨大资产泡沫。然而故事的结局我们已经清楚了，伴随着次级贷款违约率激增，抵押品价值下跌，导致大量资产支持证券价值缩水。多米诺骨牌开始崩塌，最终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标志着危机进入高潮，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是深远的，美国民众对共和党政府对资本的放任态度，从而造成了如此危机，感到极度不满，而这也影响了美国主流经济学说的再适应，后凯恩斯主义宣布回归。一直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批判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论断，如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可预测的，经济主体会提前调整行为，抵消政策效果。因此通过财政政策提振经济是无效的。
而为应对这些质疑，凯恩斯主义也做出了新的修正，其中以价格与工资粘性（Price and Wage Stickiness）和不完全竞争市场最具影响，前者解释了为什么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具有滞后效果，而后者明确了市场存在寡头垄断问题，而在垄断市场类型的不完全竞争下对均衡价格的影响。当然后凯恩斯主义也融合了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即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影响经济，同时后凯恩斯主义更进一步，为解决货币政策相对于经济危机的滞后性，提出了理性预期管理，即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论断，通过相关官员的前瞻指引，影响市场中的理性经济人的预期，进而起到提前干预市场的效果，从而提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效率。所以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对通胀2%的控制，对美联储官员前瞻指引的观察等特征都是在这一背景的产物，
当然在这一周期内，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执行者，民主党政府主要通过三支箭解决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即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和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日趋收紧的金融监管措施。帮助美国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故事也来到了现在。
特朗普主导下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回归，Web3将扛起美国新周期内金融创新大旗
纵观美国主流经济学说的演变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场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不断探索过程，受不同的历史事件影响，政策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断摇摆。偏重前者的学说着重凸显政府对于经济干预的效果，而偏重后者的学说则强调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高。考虑到特朗普本身的人生经历，其重要人生观形成的阶段，恰逢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低潮期，美国凭借着里根总统对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帮助美国摆脱困境。所以特朗普想要通过类似的策略，帮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也就变得容易理解。
在特朗普的论述框架中，民主党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三个致命问题：
l 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法案和量化宽松政策让美国陷入债务危机；
l 对硅谷高科技产业的保护性政策导致资源的错配，过度分配给高科技产业而彻底放弃传统产业，使美国工业衰弱；
l 政府主动干预带来的大量信息差，导致不同产业之间出现横向的资本重分配，跨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加剧了不公平现象；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认为特朗普在正式接任总统的前两天发币，并不单单是敛财的目的，而在于传递一种信号，那就是希望为Web3在其去监管的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成为新一轮金融创新的核心阵地奠定一个基调。而这样做的好处也比较明显：
1. 可以绕开民主党经营多年，在传统金融领域中形成的复杂利益集团的掣肘；
2. Web3这一技术范式公开透明去信任的特性与新自由主义不谋而合，通过扫清一切权威组织的干预，完全由市场机制调整利益分配将更有助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
3. 目前Web3世界中的大多数资产还是以美元定价，因此推广相关资产，对于维护美元霸权也具有积极意义；
4. Web3抗审查的特性，使得资本的流动更有效率，而且可以绕开其他主权国家的金融政策限制，充分发挥美国的金融优势；
当然这样做所造成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直接的负面影响一定和08年类似，而且势必比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大更深远，更高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以及贫富阶层之间的纵向的财富重分配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风险发生的时间周期一定是中长期。综上所述，笔者对未来两年基于Web3和美国传统产业的金融创新方向非常感兴趣，也会持续保持关注。有兴趣的小伙伴也欢迎与笔者讨论。
